林鹏汉(筷子与书法之间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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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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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鹏汉,筷子与书法之间有什么关系?
一、艺术是业余的游戏
在艺术起源的讨论中有“艺术起源于模仿,艺术起源于游戏,艺术起源于劳动,艺术起源于巫术”等说法,林鹏先生的“艺术的业余的游戏”这一态度应是与席勒“游戏说”的观点的一致的。
吴冠中先生认为,艺术家应该是“野生植物”不是靠“圈养”就能出成果的,要有浇不灭烧不死的热情。这句话来描述林鹏先生是最恰当的。林鹏先生是这一类思想者的代表,先生没有接受过系统专业的大学教育,也不是大学教授或者研究院里的研究员,他是经历过残酷战争的一个战士。他对艺术或者书法的思考不是单纯的来自书本,更来自人生的历练。他认为读书是对在苦难中对生活的沉思,是夹缝中生存的希望和对苦闷的消遣,没有不得已的官方应付,这种“业余艺术”本身就具有很强大的生命力。他认为艺术一定是与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没有课堂上先生的咬文嚼字,故弄玄虚,所以他的艺术思想也是更活跃自由的。笔法问题历来给多数人蒙上了一层神秘无限,莫测高深的色彩,使很多人望而生畏。林鹏先生为了打破这个神秘色彩,提出“笔法就是筷法”的观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执笔与执筷
元郑杓《衍极》曰:“夫执笔者,法书之机键也”,可见,执笔为学书之首务。古人对执笔方法的探讨是纷繁复杂的,东晋卫铄在《笔阵图》中说:“凡学书字,先学执笔,若真书,去笔头二寸一分,若行草书,去笔头三寸一分,执之。”或认为毛笔很轻,笔头很软,然而写起字来却要求力透纸背,于是有人提出执笔要紧,“羲之为会稽,子敬七八岁学书,羲之从后掣其笔,不遽脱。叹曰:“此儿书,后当有大名”。却也成为此类说法的理论依据。可见古人认为书法造诣与执笔有很大关系。更有甚者为了凸显执笔的艺术性采取很不切实际的做法,最具说服力的恐怕的清人包世臣在《艺舟双辑,述书上》中引用他人的一段论述:“食指须高钩,大指加食指中指之间,使食指如鹅头昂曲者,中指内钩,小指贴无名指外拒,如鹅之两掌拨水者。故右军爱鹅,玩起两掌行水之势也”。这里以鹅之形执笔,须食指高钩,高钩后手掌和手腕之间呈垂直之姿,腕紧而死,势必会影响腕关节的运转,这种执笔只顾及了执笔形态之美实则违背了指腕关节活动的生理规律,所以从实际操作看并不太符合实际。钱镇鍠在《名山书论》中说:“大抵古人执笔只求其便,今人执笔只求其难,吾不能不伤今人之愚矣”这段话大概是对此做法最好的评价。日常生活中执筷是利用了物理上的力学原理,拇指、食指、中指的末节夹持住一支筷子,使其能自由开合,拇指上节和无名指末节夹持住另一支筷子,使其基本固定,作为夹取食物的支撑点。上方的筷子在拇指食指和中指之间做杠杆运动,一达到夹取食物的目的。于此同时,他几乎成了人们指、肘、臂的自然延伸,成为人的神经末梢的延伸,可见拿筷的方法顺应了人的生理机制,是科学的方法。
筷子是成双使用的,毛笔是单支,如若将两支笔作拿筷状再抽走其中一支抽走,将笔杆稍扶正,就会发现就是最古典的三指执笔法,即单钩法,也叫“夹菜法”。 沙梦海在《古代执笔法初探》一文中提到:“写字执笔方式,古今不尽相同,主要随坐具不同而移变。席地时代不可能有如今天竖背端坐笔管垂直的姿势”。汉时的低座起居时代,人们的作书的执笔方法是“三指斜执笔”也叫“单苞执笔法”。直至隋唐五代是高坐家具的出现,起居方式发生了变革,执笔方式变为了“双苞五指执笔法”开始兴起,一直到宋代才真正流行,明代之后就彻底取代。苏东坡“执笔无定法”。对每一位书家的执笔方法无须过于苛求,在艺术上没有任何定法可以约束,选择何种执笔方式要因书者的具体情况而定,一般的以能发挥书写的最佳状态为要。
米芾在《叙书贴》中进一步说:“学书贵弄翰,谓把笔轻自然手心虚,振讯天真,出于意外”,这是从书写的目的出发,说明执笔的要求是要使手指轻松、灵活、运转自如,正常发挥其生理功能,即能“驱情使笔,随物赋形”,所以把笔无定法的说法是要达到这个境界,实现这个目的。说无定法是你既然达到了这个境界,又何必计较那个所谓的“法”。法是渡河之舟,对于初学者来说“法”尤显重要。
“执笔”对中国古人而言不仅是一固定姿态,它具有强大的实用性和鲜明的目的性,首先“执笔”是技法之首,在古人看来,只有先实现“执”才能有之后的“使、转、用。”从卫夫人开始,到梁武帝萧衍,唐人张怀瓘、韩方明,元人郑杓,清人王澍、梁巘、朱履贞、包世臣等各朝各代书法名家各有论述,他们对执笔法的探讨可谓用尽了心力,论述之繁琐与考究实令人目眩,殊不知,这些“法”在艺术欣赏领域和实际操作领域之间是有差距的,个体专能的经验于他人而言只可谓借鉴启发,而不能全然付诸于实际。但实用性这一目的实现才是书写的最根本也是最原始的的动力,随后而来的是写好字,写好字就具有使用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启功先生为此有一个生动的比喻:“执笔写字诚如拿筷夹菜,怎么拿都是为了把菜送入口中,最能顺利的送入口中的执筷法,应该被认为是正确的方法,执笔之于写字亦如是”。此论述并非是对古法的推翻和不重视,而是对古法融会贯通,深刻理解之后的精华萃取,返璞归真。
三、笔法与筷法
从古至今论述笔法的文章有很多,有的非常抽象,甚至玄之又玄;有的又十分详尽具体,每个指头负什么责任都讲述的清清楚楚。但抽象的不可捉摸,具体的不好掌握,所以历来笔法问题一直都是争论不休,不断摸索的话题。筷法则与之相反,目前所见论述“筷法”的人是少之又少的。
林鹏先生为打破笔法的神秘性,在1980年的一次讲习中提出了“笔法就是筷法”的说法,筷法是没有任何抽象神秘色彩的,筷子是从黄发垂髫的小孩到耄耋老人都会使用的工具,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中国人使用筷子餐食,已有数千年的漫长历史了,我们的祖先可以随地的截取两枝树枝作为筷子使用,这应是筷子最早的模型,筷子文明这也是我国古代的文明之一,筷子根据其用料的不同,可分竹、木、骨、玉、金、银等多种,轻重粗细不一,即便用竹木筷罢,笨重的竹木在人的手指尖却能灵活自如的夹起诸如黄豆、玻璃球,甚至芝麻等圆滑细小的东西。因为教习筷子的是母亲,母亲的语言是通俗易懂的,有时甚至不需要语言。这种说法的提出就完全打破了书法笔法的神秘性。
而从毛笔的使用和流行范围来看,毛笔主要流行在中国、日本、韩国等东南亚国家,但中国人曾经把中国的书法艺术和文房四宝带到很多的国家,包括欧洲。而欧洲人因为墨不褪色的特性接受了中国的墨,却没有接受毛笔。但在日本、韩国等东南亚国家毛笔却留存了下来,并发扬光大,这些地方筷子都是吃饭常使用的工具,所以对筷子和毛笔的使用之间的密切联系不能不产生疑问。常见的筷子的使用方法,即用筷法是“夹”,若细微分析则还包括:拨、挑、搅、拌、捞、卷、甚至于“刺”等二十多种各不相同的功用,《世说新语》中记载,“王述吃鸡蛋,以箸刺之不得,大怒,掷之于地。王羲之闻而大笑之”。而运笔法也有很多种类,如:折笔、转笔、回笔、衄笔、挫笔、战笔、放笔等等。其中筷法中的“卷”与笔法中的“衄”以及向内“捞”与“放笔”等动作几乎都是一样的。
笔手之间的灵活配合是要经过长时间的抵牾磨合的,笔之于手,起初总是陌生的,我们可以借鉴古人众多方法入门,但断不可在陷入古人某一程式而难以自拔,不可偏执迷信、亦步亦趋。使转提按,轻重缓急,随着大量的练习,手控笔的能力自会逐步长进。自我们通常所谓的笔开始上手了,这也仅是初步。随后更需坚持不懈的练习,才能顺其自然而水到渠成,使笔和手之间达到一种默契,即书写境界,这一境界大抵就是孙过庭《书谱》中“五合”时的情境,“同天人”而“合内外”豁然贯通,心手双畅、相得益彰,物我两忘,故不觉手中有笔。无生命的工具已化而为生命的一部分,得鱼而忘筌。这便是最难的一个阶段,当然也是最美妙的时候。
中国人通过长期的实践活动总结出经验,擅长于变实用为艺术,可以说艺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衣食住行,劳动生产都氤氲着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这可能与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农业文明密切相关。“笔法就是筷法”这一观点的提出并不是将“笔法”和“筷法”的完全等同,从上述结论看来,是有两层含义的:一是认为筷法是笔法的基础,灵活的使用筷子时手部精细肌肉的活动对毛笔的的执笔、运笔等是相互裨益的;二是为了打破自古以来玄之又玄,令人望而生畏的“笔法”一词的神秘性,书写时更容易达到心手双畅、物我两忘的,不觉手中有笔的自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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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鹏汉,筷子与书法之间有什么关系?
一、艺术是业余的游戏
在艺术起源的讨论中有“艺术起源于模仿,艺术起源于游戏,艺术起源于劳动,艺术起源于巫术”等说法,林鹏先生的“艺术的业余的游戏”这一态度应是与席勒“游戏说”的观点的一致的。
吴冠中先生认为,艺术家应该是“野生植物”不是靠“圈养”就能出成果的,要有浇不灭烧不死的热情。这句话来描述林鹏先生是最恰当的。林鹏先生是这一类思想者的代表,先生没有接受过系统专业的大学教育,也不是大学教授或者研究院里的研究员,他是经历过残酷战争的一个战士。他对艺术或者书法的思考不是单纯的来自书本,更来自人生的历练。他认为读书是对在苦难中对生活的沉思,是夹缝中生存的希望和对苦闷的消遣,没有不得已的官方应付,这种“业余艺术”本身就具有很强大的生命力。他认为艺术一定是与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没有课堂上先生的咬文嚼字,故弄玄虚,所以他的艺术思想也是更活跃自由的。笔法问题历来给多数人蒙上了一层神秘无限,莫测高深的色彩,使很多人望而生畏。林鹏先生为了打破这个神秘色彩,提出“笔法就是筷法”的观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执笔与执筷
元郑杓《衍极》曰:“夫执笔者,法书之机键也”,可见,执笔为学书之首务。古人对执笔方法的探讨是纷繁复杂的,东晋卫铄在《笔阵图》中说:“凡学书字,先学执笔,若真书,去笔头二寸一分,若行草书,去笔头三寸一分,执之。”或认为毛笔很轻,笔头很软,然而写起字来却要求力透纸背,于是有人提出执笔要紧,“羲之为会稽,子敬七八岁学书,羲之从后掣其笔,不遽脱。叹曰:“此儿书,后当有大名”。却也成为此类说法的理论依据。可见古人认为书法造诣与执笔有很大关系。更有甚者为了凸显执笔的艺术性采取很不切实际的做法,最具说服力的恐怕的清人包世臣在《艺舟双辑,述书上》中引用他人的一段论述:“食指须高钩,大指加食指中指之间,使食指如鹅头昂曲者,中指内钩,小指贴无名指外拒,如鹅之两掌拨水者。故右军爱鹅,玩起两掌行水之势也”。这里以鹅之形执笔,须食指高钩,高钩后手掌和手腕之间呈垂直之姿,腕紧而死,势必会影响腕关节的运转,这种执笔只顾及了执笔形态之美实则违背了指腕关节活动的生理规律,所以从实际操作看并不太符合实际。钱镇鍠在《名山书论》中说:“大抵古人执笔只求其便,今人执笔只求其难,吾不能不伤今人之愚矣”这段话大概是对此做法最好的评价。日常生活中执筷是利用了物理上的力学原理,拇指、食指、中指的末节夹持住一支筷子,使其能自由开合,拇指上节和无名指末节夹持住另一支筷子,使其基本固定,作为夹取食物的支撑点。上方的筷子在拇指食指和中指之间做杠杆运动,一达到夹取食物的目的。于此同时,他几乎成了人们指、肘、臂的自然延伸,成为人的神经末梢的延伸,可见拿筷的方法顺应了人的生理机制,是科学的方法。
筷子是成双使用的,毛笔是单支,如若将两支笔作拿筷状再抽走其中一支抽走,将笔杆稍扶正,就会发现就是最古典的三指执笔法,即单钩法,也叫“夹菜法”。 沙梦海在《古代执笔法初探》一文中提到:“写字执笔方式,古今不尽相同,主要随坐具不同而移变。席地时代不可能有如今天竖背端坐笔管垂直的姿势”。汉时的低座起居时代,人们的作书的执笔方法是“三指斜执笔”也叫“单苞执笔法”。直至隋唐五代是高坐家具的出现,起居方式发生了变革,执笔方式变为了“双苞五指执笔法”开始兴起,一直到宋代才真正流行,明代之后就彻底取代。苏东坡“执笔无定法”。对每一位书家的执笔方法无须过于苛求,在艺术上没有任何定法可以约束,选择何种执笔方式要因书者的具体情况而定,一般的以能发挥书写的最佳状态为要。
米芾在《叙书贴》中进一步说:“学书贵弄翰,谓把笔轻自然手心虚,振讯天真,出于意外”,这是从书写的目的出发,说明执笔的要求是要使手指轻松、灵活、运转自如,正常发挥其生理功能,即能“驱情使笔,随物赋形”,所以把笔无定法的说法是要达到这个境界,实现这个目的。说无定法是你既然达到了这个境界,又何必计较那个所谓的“法”。法是渡河之舟,对于初学者来说“法”尤显重要。
“执笔”对中国古人而言不仅是一固定姿态,它具有强大的实用性和鲜明的目的性,首先“执笔”是技法之首,在古人看来,只有先实现“执”才能有之后的“使、转、用。”从卫夫人开始,到梁武帝萧衍,唐人张怀瓘、韩方明,元人郑杓,清人王澍、梁巘、朱履贞、包世臣等各朝各代书法名家各有论述,他们对执笔法的探讨可谓用尽了心力,论述之繁琐与考究实令人目眩,殊不知,这些“法”在艺术欣赏领域和实际操作领域之间是有差距的,个体专能的经验于他人而言只可谓借鉴启发,而不能全然付诸于实际。但实用性这一目的实现才是书写的最根本也是最原始的的动力,随后而来的是写好字,写好字就具有使用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启功先生为此有一个生动的比喻:“执笔写字诚如拿筷夹菜,怎么拿都是为了把菜送入口中,最能顺利的送入口中的执筷法,应该被认为是正确的方法,执笔之于写字亦如是”。此论述并非是对古法的推翻和不重视,而是对古法融会贯通,深刻理解之后的精华萃取,返璞归真。
三、笔法与筷法
从古至今论述笔法的文章有很多,有的非常抽象,甚至玄之又玄;有的又十分详尽具体,每个指头负什么责任都讲述的清清楚楚。但抽象的不可捉摸,具体的不好掌握,所以历来笔法问题一直都是争论不休,不断摸索的话题。筷法则与之相反,目前所见论述“筷法”的人是少之又少的。
林鹏先生为打破笔法的神秘性,在1980年的一次讲习中提出了“笔法就是筷法”的说法,筷法是没有任何抽象神秘色彩的,筷子是从黄发垂髫的小孩到耄耋老人都会使用的工具,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中国人使用筷子餐食,已有数千年的漫长历史了,我们的祖先可以随地的截取两枝树枝作为筷子使用,这应是筷子最早的模型,筷子文明这也是我国古代的文明之一,筷子根据其用料的不同,可分竹、木、骨、玉、金、银等多种,轻重粗细不一,即便用竹木筷罢,笨重的竹木在人的手指尖却能灵活自如的夹起诸如黄豆、玻璃球,甚至芝麻等圆滑细小的东西。因为教习筷子的是母亲,母亲的语言是通俗易懂的,有时甚至不需要语言。这种说法的提出就完全打破了书法笔法的神秘性。
而从毛笔的使用和流行范围来看,毛笔主要流行在中国、日本、韩国等东南亚国家,但中国人曾经把中国的书法艺术和文房四宝带到很多的国家,包括欧洲。而欧洲人因为墨不褪色的特性接受了中国的墨,却没有接受毛笔。但在日本、韩国等东南亚国家毛笔却留存了下来,并发扬光大,这些地方筷子都是吃饭常使用的工具,所以对筷子和毛笔的使用之间的密切联系不能不产生疑问。常见的筷子的使用方法,即用筷法是“夹”,若细微分析则还包括:拨、挑、搅、拌、捞、卷、甚至于“刺”等二十多种各不相同的功用,《世说新语》中记载,“王述吃鸡蛋,以箸刺之不得,大怒,掷之于地。王羲之闻而大笑之”。而运笔法也有很多种类,如:折笔、转笔、回笔、衄笔、挫笔、战笔、放笔等等。其中筷法中的“卷”与笔法中的“衄”以及向内“捞”与“放笔”等动作几乎都是一样的。
笔手之间的灵活配合是要经过长时间的抵牾磨合的,笔之于手,起初总是陌生的,我们可以借鉴古人众多方法入门,但断不可在陷入古人某一程式而难以自拔,不可偏执迷信、亦步亦趋。使转提按,轻重缓急,随着大量的练习,手控笔的能力自会逐步长进。自我们通常所谓的笔开始上手了,这也仅是初步。随后更需坚持不懈的练习,才能顺其自然而水到渠成,使笔和手之间达到一种默契,即书写境界,这一境界大抵就是孙过庭《书谱》中“五合”时的情境,“同天人”而“合内外”豁然贯通,心手双畅、相得益彰,物我两忘,故不觉手中有笔。无生命的工具已化而为生命的一部分,得鱼而忘筌。这便是最难的一个阶段,当然也是最美妙的时候。
中国人通过长期的实践活动总结出经验,擅长于变实用为艺术,可以说艺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衣食住行,劳动生产都氤氲着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这可能与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农业文明密切相关。“笔法就是筷法”这一观点的提出并不是将“笔法”和“筷法”的完全等同,从上述结论看来,是有两层含义的:一是认为筷法是笔法的基础,灵活的使用筷子时手部精细肌肉的活动对毛笔的的执笔、运笔等是相互裨益的;二是为了打破自古以来玄之又玄,令人望而生畏的“笔法”一词的神秘性,书写时更容易达到心手双畅、物我两忘的,不觉手中有笔的自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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